杨 懿,王含含,丁玲 | 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作者简介
杨懿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中国旅游教育杰出青年教师、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消费经济学会旅游消费专委会秘书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评审专家、云南省学位委员会专业学位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云南大学青年英才、东陆青年学者特聘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课题10余项，主持和参与完成政府、企业委托项目40余项；在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等著作、教材10余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经济地理》《财经理论与实践》等SSCI、CSSCI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曾获国家级一流课程、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优秀成果奖、云南省博士后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云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王含含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经济。
丁玲桂林旅游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核心提示
摘要：基于2014-2018年三期CFPS数据，分析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并以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以家庭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以推动家庭旅游消费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收入差距；家庭旅游消费；中介效应；门槛效应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旅游消费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流动钱包”的特性，它来源于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增加，代表着个人及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旅游消费规模的增加及质量的提升是扩大旅游产业发展规模，推动旅游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推力。
学术界关于收入差距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早期研究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选取样本，后来随着微观数据库的运用，样本数据规模扩大、科学性提高，微观案例扩大至省域甚至全国尺度。从研究方法来看，呈现出由单一描述性统计研究向复合经济模型不断发展的特点。自一元线性函数的引用而始，发展为对收入差距与旅游消费的协整关系的探讨，及在一般消费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持久收入、收入不确定性、收入账户等列入研究框架，对于收入差距的探讨也逐渐向多维角度发展。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收入水平差距、收入结构差距、收入持久性差距与旅游消费的研究。收入水平差距与旅游消费的相关研究起源于对旅游人均消费的探讨，并呈现出从线性研究向非线性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收入结构差距与旅游消费的研究稍晚于收入水平差距对旅游消费的研究，多数学者尝试对居民的收入结构进行划分以探究不同收入类型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收入持久性差距与旅游消费的相关研究以调查对象对于自己当前收入能否持续或者能否增长的预测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受外部及自身双重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宏观尺度至微观尺度，由单一相关性关系至复杂经济模型的建立，收入差距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作用已在多种研究中予以验证。由于旅游消费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数据较难收集，使得收入差距与旅游消费的探讨多运用宏观数据，难以聚焦到家庭层面；且多运用集中于探讨收入差距与旅游消费的线性关系，对于非线性关系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拟探究如下问题：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有何影响？家庭收入是否在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中发挥中介作用？不同家庭收入区间内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如何，以期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收入差距对旅游消费具有抑制效应，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者“安于现状”，从而减少地位寻求的消费活动。抑制效应主要来源于居民的消费倾向、储蓄动机、赠遗动机、社会风险四个方面。从旅游消费倾向来看，中低收入家庭由于其收入较低而家庭旅游消费欲望难以满足，高收入家庭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也会减弱旅游消费强度，因此，收入差距的增加会带来家庭旅游消费倾向的降低。从储蓄动机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家庭旅游消费者高估未来收入风险，从而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抵抗未来风险，导致家庭旅游消费的减少。从赠遗动机来看，家庭旅游消费者不仅会关注个人财富状况，还会关注子孙后代的财富状况，会保留部分资产以保证后代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从而对家庭旅游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社会风险是指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家庭旅游消费者对社会的不满，高收入家庭会由于可能引起他人不满而收敛支出，或为缓和矛盾而加大投入慈善事业，中低收入家庭则由于预期的收入风险减少家庭旅游消费，从而导致家庭旅游消费的减少。据此提出假设：
H1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家庭旅游消费的减少。
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首先，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的缺失会导致效率的降低，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制约家庭收入的提升。其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使得社会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手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难以增加。与此同时，家庭收入的减少会使得家庭成员倾向于收敛旅游消费。（1）随着家庭收入的减少，旅游消费者对家庭收入的预期也会有所降低，这种预期会使得消费者缩减家庭消费支出，从而会导致家庭旅游消费的减少。（2）随着家庭收入的减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会进行相应程度的降级，只有当收入可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家庭才会去寻求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而旅游消费作为享受型消费的重要内容依赖于家庭收入的增加。据此提出假设：
H2 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
收入差距整体上会对家庭旅游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存在着一定的门槛。当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时，在中国特有的“家文化”消费背景下，房产消费、教育消费相对于旅游消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储蓄与遗赠动机增强；社会风险所具有的随机性、危害性等特征以及当前风险分配不公的现状使得家庭规避意识有所增强，从而倾向于收敛家庭旅游消费。而当家庭收入相对较高时，家庭成员对于个人、子女的预期收入具有信心，且房产消费、教育消费等不足以对家庭造成负担，储蓄动机与遗赠动机相应减弱，收入或财富转化为旅游消费的概率较高；旅游消费者的刺激性动机与炫耀性动机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会自觉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靠近，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引起家庭旅游消费的增加。即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门槛值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据此提出假设：
H3 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存在以家庭收入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作为追踪数据，可观测同一受访对象或受访家庭在不同受访期相关变量的连续变化，目前仅更新至2018年，为此本文选取2014、2016、2018年三期CFPS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完成CFPS不同数据库之间的相互匹配；其次，删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区县受访数小于10的样本及家庭分裂样本；再次，将家庭旅游消费、家庭收入、家庭存款进行对数处理以保证数据可比性，并对家庭收入进行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6230个受访对象的三期追踪数据，共计18690份。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目前旅游消费支出的变量统计多通过问卷调查、微观数据库等方式，采用微观数据库的研究中对于旅游消费相关变量的选择可大致分为家庭个人平均旅游消费及家庭总体旅游消费两种形式。拟在家庭层面上予以测算，因此选取2014、2016、2018年CFPS数据库中“您家一年的旅游支出是多少？”的回答来测度家庭旅游消费，该变量可用以说明截止调查时间过去12个月中家庭旅游消费的总支出。
2.核心解释变量。收入差距是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重要解释变量，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多以食物消费、房产消费为主，较少有旅游消费的研究。为此选取收入差距作为家庭旅游消费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揭示微观家庭的经济行为。并分别测算2014、2016、2018年各区县层面上的收入差距用来表征区县内各家庭收入差距，以探究家庭相对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
3.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将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以探究家庭收入在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将家庭收入作为门槛变量，以探究不同收入区间内，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4.控制变量。结合收入与消费的门槛效应模型以及CFPS数据库内已有变量，参考相关研究，根据居民消费相关理论，控制变量设定为受访家庭变量（家庭存款、家庭规模、家庭中是否有老年人口）、户主特征变量（户主年龄、户主当前工作状态）、调查个体变量（个人受教育程度、个人健康状况）共七个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构建基准回归模型（1），以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直接影响。
模型（1）中，i为受访者，t为时间；Xit为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σ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选取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明确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家庭收入间接对家庭旅游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此，构建模型（2）探讨无中介变量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模型（3）探讨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作用程度，模型（4）探讨其他所有作用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程度。
3.面板门槛模型。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为此，借鉴Hansen（1999）门槛回归模型相关思路，构建模型（5），以分析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程度。
模型（5）中，I(·)为指示性函数，根据是否满足条件取值为1或0；β1～βn+1为不同门槛区间内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系数。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所示，家庭旅游消费对数的最小值为-2.3036，中位数也为-2.3036，说明超半数家庭在过去一年内未进行任何旅游消费活动，即旅游消费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家庭旅游消费对数的最大值为12.2061，说明不同家庭旅游消费差距仍然较大。区县尺度家庭收入差距最高值为0.6020，最低值为0.2163，且收入差距的中位数为0.4344，以国际标准作为参考，基尼系数大于0.4即居民收入差距高于警戒线，说明多数区县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家庭收入对数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2.6115，中位数为10.5321，说明虽然超半数居民家庭收入有所提高，但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Stata输出结果整理所得。
（二）基准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1.基准回归分析。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未增加双向固定效应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施加固定效应之后，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总体来看，收入差距、户主年龄的增加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而家庭存款、家庭规模、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以及互助有工作会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收入差距的扩大所造成的消费信心的下降不仅影响着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而且延缓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在居民相对保守的消费心理的影响下，旅游消费带来的心理效用弱于购房、储蓄等，所以会导致旅游消费的下降。家庭存款不仅与家庭收入直接相关，并且体现着消费者信心。当消费者家庭存款较多时，意味着家庭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较强，此时消费者对家庭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相对积极，因此，家庭存款的增加会指向家庭旅游消费的增加。家庭人口的增加所带来的家庭旅游消费的增加以规模性为基础，规模的增长更有可能导致总量的上升。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健康风险加剧，消费结构向医疗消费倾斜；同时，由于医疗支出的风险增加，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存款，偏好稳健性的消费方式。户主有无工作对家庭收入具有重要影响，家庭劳动力的不确定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不确定，从而使家庭成员对家庭旅游消费持谨慎态度。一方面，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通过家庭成员的旅游消费意愿间接作用于家庭旅游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则直接作用于个人的旅游消费意愿从而形成家庭旅游消费意愿中的增加量。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标准误，下表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Stata输出结果整理所得。
2.中介效应分析。表4中，列（1）显示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1.4311，即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增长。列（2）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系数为-3.4567，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家庭收入。列（3）加入家庭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系数为0.1037。说明家庭收入在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为完全中介效应。
表4 中介效应结果
3.稳健性检验。通过稳健性检验可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常用的检验方法包括替换变量、调整样本、增减数据等。以家庭人均旅游消费代替家庭旅游消费，对中介效应模型重复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与表4相对一致，即具有稳健性。
4.内生性检验。由于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借鉴相关研究，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重新回归估计。当样本数量较多时，工具变量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回归估计的有效性。因此采用区县尺度的家庭性别比（iv1）以及区县尺度的家庭人情礼支出对数（iv2）作为家庭收入差距的工具变量。性别比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它代表着相应区县的性别文化，性别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而人口性别比越高的区县收入差距较大。从区县尺度来看，人情礼更重的地区收入差距则越小，可能是由于虽然经济发达地区虽然人情往来频次较低，但家庭收入水平也较高，因此单次的人情往来会产生更多的人情礼支出。区县尺度上的工具变量均不会对家庭层面上的旅游消费产生直接性影响，但是与家庭收入水平直接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内生性与外生性要求。
LM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Sarg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1022，大于0.05；第一阶段F值为130.1410，所选工具变量合理。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分析来看，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述结果大致相同。即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呈负向相关关系。
（三）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效应检验可用于识别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非线性影响的门槛数量，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未通过三门槛检验（见表5），因此选择双重门槛进行分析（结果见表6）。
表5 门槛效应检验
表6显示，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存在以家庭收入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1.4789和12.1183，根据门槛值可将家庭收入分为低收入家庭（ln Finc<11.4789）、中等收入家庭（11.4789≤ln Finc<12.1183）和高收入家庭（12.1183≤ln Finc）。
表6 双重门槛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Stata输出结果整理所得。
低收入家庭中（ln Finc<11.4789），收入差距每扩大1个单位，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减少1.1137个单位，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此时，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家庭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以耐用品消费规模和质量的提升作为主要消费特征，少奢侈型及休闲性的消费活动，收入差距的增加更会加剧家庭成员对于外部环境的紧张感，从而减少家庭旅游消费的支出。中等收入家庭中（11.4789≤ln Finc<12.1183），收入差距每扩大1个单位，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增加0.6704个单位，显著性水平较差。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家庭收入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增长，家庭生存型消费得到满足，部分家庭支出逐渐向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倾斜，但部分家庭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消费习惯，对于旅游消费仍持相对谨慎态度，因此，此收入区间内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呈现出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趋势。在高收入家庭中（12.1183≤ln Finc），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呈现出将为强烈的正向影响，收入差距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增加3.3244个单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时，家庭收入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引导着家庭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变。此收入区间内居民收入及消费满意度都较高，家庭旅游消费受周围家庭的示范效应及抑制效应的影响有所减弱，表现出收入对家庭旅游消费的正向引领作用。说明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一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基于2014、2016、2018年三期CFPS数据，运用相关模型，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存在以家庭收入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差距的增加会对家庭旅游消费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家庭旅游消费参与意愿。收入差距过大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区域、城乡、家庭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初次分配中，需强化分配制度，不断提升居民收入；再分配中，需完善税收制度，并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居民生存消费成本，不断提升居民的安全感，降低居民存款意愿，提升居民旅游消费意愿；三次分配中，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完善慈善机制，培养居民的慈善意识，为慈善组织的建设与活动提供方便。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收入预期，扩大家庭旅游消费参与广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能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减少对未来生活的不安感，社会保障较为完善的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相对积极，从而更易进行旅游消费活动。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更应注重养老与医疗等制度保障，聚焦农民工群体等城市流动人员，真正使低收入群体得以享受到社会发展福利，从而提升家庭旅游消费。第三，改善居民消费结构，转变消费意识，推动家庭消费向旅游消费转变。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仍以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为主，要推动家庭消费向旅游消费这一服务型与享受型消费转变，需要从供给端与需求端两方面来考虑。从供给端来看，需要提升旅游消费的供给水平，通过打造旅游消费品牌推动旅游目的地的升级；注重文化要素在旅游目的地打造中的效用，并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深度融合。从需求端来看，通过保障闲暇时间、提升支付能力推动旅游消费成为家庭的必要生活方式，使居民收入的增加能形成有效旅游消费需求；同时，推动旅游消费从观光旅游向深度体验旅游转变，推动旅游消费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强的发展转变。
文献引用格式
杨 懿,王含含,丁玲.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3,44(6):123-129.
本文载于《财经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6期"经济管理"栏目，引用/转发等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注释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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